解试虽然对秦刚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也容不得过于轻视。在距离开试还剩下十天左右的时候。秦刚还是暂时放下了两本教材的后续工作，开始进行必要的备考准备了。
前面说过，宋朝的科举考试经历了熙丰变法、以及之后的元佑更化，无论是整体的人才选拔机制，还是在具体的考核内容上，都在反复地进行着各种变化与更迭。
其中仅仅只是对于经义与诗赋何者为重的问题，就让当年参加数次考试的马伦深受其害。
在新皇帝赵煦登基后的元佑年间，虽然朝廷最终选择了调和，也就是在进士科的考试中兼顾了经义与诗赋，但是这种调和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具体来看高邮军的这次解试，已经提前公示于八月初举行，知高邮军的毛滂自然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军判及军学教授便是副主考。
解试的考试共有三场，分别安排在初五、初六、初七三天：第一场是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各一道；第二场是诗或词一首与赋一篇；第三场是时务策论一篇。由于三场考试内容各不相同，试题也是分别出的，所以在军解试中，考生每天考完后都可以先回家休息并准备好下一场的考试。
表面看来，这样调和后的综合考试既可以选拔经义策论出众的学子，也可以选出诗赋佳绝的文人，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但实际上由于各地的解试都是由当地主政官进行独立评定，所以录取的标准与关键，其实只是落在了主持考试与阅卷的具体主考官员手上。
比如说，主考官偏重于经义，尤其是当初偏于变法的新党，那么往往就只会关注于第一场与第三场的成绩，对于第二场诗赋成绩视而不见。
而元佑年间的保守派也分为两类，与苏轼的蜀党观点相近的，则会重视诗赋考试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只要第二场成绩优异，就肯定取中。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其余旧党一众则专注于策论，只盯着第三场的考试分数决定名次。
所以在元佑以来的历次科举考试，马伦的悲剧不仅没法避免，反而越演越烈：
有的人在解试时以策论取了高分，但在省试时却因诗赋不佳而被黜落。当然，也有那种一路考到殿试，每一次都能够恰巧全投了每一轮主考官偏好的幸运儿。
主持高邮军这次解试的毛滂，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蜀党，但他对于诗词的偏好，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高邮军内的考生，都在极尽所能地恶补诗词方面的训练。再不济的，也是要把毛知军的诗词作品集抄录下来，多多背诵记忆，哪怕考试时自己作不出来，抄袭模仿主考官的作品，也算是一个无奈之下的办法。
秦刚的考试策略已经十分明确：经义为底，诗赋看缘，策论凭功力。
意思是指，经义考试主要是看背诵与理解的，以他自己感觉的记忆力，对于这场考试的成绩并不担心，这应该是他应试的基本底气，基本可以确保优势不失。
而至于诗赋，只能等到考场上见到考题再说，能有记得的后世好诗就拿来搬运，没有的话，就按他近来琢磨出的经验去勉强拼凑也行，所以这块得看缘。
最后的策论，实际上才是秦刚最为擅长的。
时人往往最怵这块，但在他的眼里，这不就是后世最常见的议论文么？想当年，无论是在论坛，还是在博客，时不时会与他人进行隔空笔战，每一篇文章，从破题立论，到组织论据，再加层层论证，引经据典，旁证博引，往往都是直接在电脑上直接激昂文字，一蹴而就的。
而秦刚如今也看了各种策论程文，无非都是站在扶佐君王的角度，如何面对外敌，如何应付内患，如何政治清明，如何民生兴盛等等，总之跳不出这个大的框框。
他记得后世当年曾有人总结出一套应对所有政论文章的万用主题就是“环境保护”。
不论什么样的考试，只需要提前预写一篇相对优秀的环境保护主题的议论文然后背熟就可以了。
运气好，直接遇上环保的题目嘛，自然不用多说，背熟的原文直接默出来，基本就能有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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